1950年，毛泽民的前妻钱希均，到北京看望毛主席，她轻声说：“泽民不在了，希望主席多照顾一下远志。”毛主席停顿片刻，说：“不能照顾，一照顾就要特殊了。”
毛远志到延安后进入学校学习，1938年10月入党，随后在军委二局从事工作。她一直盼望父亲从新疆回来。抗战胜利后，毛主席从重庆返回延安，毛远志前去看望。在一次吃饭时，毛泽民的战友拿出照片询问他的下落，毛主席这才告诉她，父亲已经被盛世才杀害。毛远志后来回忆，这个消息此前一直没有直接告诉她，是担心她年纪轻，一时难以承受。
从时间顺序看，钱希均提出照看毛远志，应当发生在毛泽民牺牲消息得到确认之后、毛远志离开延安之前。也就是说，这次谈话更可能在1945年至1946年前后，而不是题目所写的1950年。毛远志本人的文字只简要记录了请求与回答，没有写具体屋舍、人物动作和谈话持续时间，因此不能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补出未经证实的画面。
钱希均所说的“照顾”，既有长辈对晚辈的牵挂，也有对烈士遗女生活与工作的关心。毛泽民已经牺牲，毛远志年纪不大，常年有头痛和胃痛，身边也没有父母陪伴。钱希均提出这件事，并不难理解。
毛主席给出的回答听上去很严。他没有顺着亲属关系作出承诺，而是明确划出界线：毛远志可以得到组织对普通干部、烈士子女应有的关心，却不能因为是毛家的孩子，另行得到职位、物资或生活待遇。
这并不等于不管她。毛远志刚到陕北时，一时吃不惯当地饭食。她为了节省时间，经常用水泡着较硬的饭粒吃，时间长了，胃部经常不舒服。毛主席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得知后，给了她一点钱，让她身体不适时买些热食。毛主席知道此事后，没有允许这种单独补贴继续下去。毛远志随后把钱退还，仍与同学们过一样的生活。
1939年，有人从湖南来到延安，告诉毛远志，她的生母王淑兰生活十分困难。毛远志与亲属写信说明情况。毛主席很快同意给予必要帮助，但款项通过组织渠道办理，并非私下长期供养。合理困难可以解决，亲属身份不能成为额外分配的依据，这两件事并不矛盾。
1942年，毛远志向毛主席介绍军委二局的生活情况，提到工作人员任务重，伙食也较单调。毛主席没有只给侄女增加饭菜，而是从办公经费中节省出一部分，帮助整个单位办合作社。合作社有了收入，再用于改善大家的伙食。解决的是集体困难，受益的是全体工作人员，不是某一个亲属。
毛远志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新的工作岗位时，毛主席又专门嘱咐她，到实际工作中锻炼，要同干部群众搞好团结，办事依靠组织，不可倚仗家庭关系。他没有替她挑选轻松单位，也没有给她安排特殊职务，而是要求她从基层工作做起。
1949年，毛远志到香山看望毛主席。那年冬天，她因为身体较弱，穿得又少，毛主席把自己用过的一件旧棉衣和一顶旧毡帽给了她。得知她准备去江西工作，他没有让她留在北京，而是提醒她多接触老区群众，不要忘记当地人民作出的贡献。旧衣帽是伯父对晚辈的关心，工作安排仍服从组织需要。
所以，“不能照顾”所拒绝的是把亲属关系变成便利条件。生活上遇到真实困难，可以按制度解决；身体需要关心，可以在正常范围内帮助；涉及工作、待遇和前途，则不能越过组织另开一道门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远志先后在江西省妇联、中南军区、中央组织部、工业交通部门工作。她没有进入引人注目的领导岗位，也很少借伯父的身份参加公开活动。她把更多精力放在日常业务与组织交办的任务上，生活方式也较为朴素。1990年7月，毛远志因病去世，终年68岁。
钱希均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轻工业管理工作，先后担任人事部门和食品、日用化学工业管理机构的领导职务。她还参加妇女运动史料整理，曾任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，1982年离休，1989年9月去世。
她生前一直保存工作笔记、证明材料、照片与访谈记录。钱希均去世后，这些物品由女儿周幼勤保管。2019年，家属将一批档案和长征时期留下的毛毯无偿捐给诸暨市档案馆，为研究早期出版、金融、长征和轻工业建设留下了实物资料。
毛泽民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场外配资，钱希均和毛远志则把各自的工作继续做了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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